冯骥才:把本色的中华文明留给子孙

  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属于我们的后人。我们要用现代文明善待历史文明,把本色的中华文明留给子孙。

作者:本刊记者 陈莉莉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0-30
  站在领奖台的中央,高出同台者一大截的冯骥才像是一棵树。生活中的很多时候,1米92的身高让他看上去也很显眼。
  这是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现场。冯骥才从天津赶到了北京,他的《俗世奇人》(足本)获得短篇小说奖。北京最好的季节里,中国文学界迎来了一大盛事。虽然,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中,文学不再如40年前那般闪耀夺目。
  40年前的1978年,冯骥才的第一部作品《义和拳》正式出版。在那个普通人月工资不到30元的年代,冯骥才领到了3300元的巨额稿费,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拿到稿费的中国作家之一。
  如同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遗憾一样,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文艺,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无论是光彩还是庸常。
  冯骥才成为了这个时代中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中国的文学创作也迎来了复兴。在这样的浪潮中,冯骥才写了《神鞭》《三寸金莲》等一系列小说、随笔、散文。随后冯骥才从书斋进入民间、田野、村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保护领域。
  文学、文化保护、绘画、教育是冯骥才的“四驾马车”。出生于1942年的冯骥才,踩在了改革开放40年的多个重大社会节点,也一直奔走在时代号召的前列。每一驾“马车”都在滚滚向前的时代里留下了辙痕,创造了属于冯骥才的时代表达,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责任与担当,是冯骥才很多场合都会提到的词汇。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被称为思考者,有人被称为理想主义者,但行动者的称谓,仍只是一小众勇士,他们也许会犯错,更多会失败,但行动的力量始终无法取代。
  冯骥才以他的行动告诉人们,也告诉这个时代:“文化自觉是需要认识过程和时代高度的。只有在这个急速现代化的变革中,才会深感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也只有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才会有这样的眼光、自觉、担当、魄力。”
  当然,压力也是实实在在。
 
  改革开放,让中国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
  南风窗:此次获鲁奖,距离你上次于文学领域的获奖,时间跨了很久,对获奖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
  冯骥才:1979年,我跟新疆作家艾克贝尔·米吉提、贾大山和陈世旭一起,获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那是我第一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们都才30多岁,很年轻,很兴奋,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很高的新台阶,能获得更多人的注意,特别有成就感。
  文学奖其实是属于年轻人的,我这个年纪获奖,是一种鼓励和安慰。让我自己觉得:这老头还行,还能接着写。
  近20多年来,我把自己生命的蛋糕几乎全都给了文化遗产保护,只零星地写了两三篇短篇小说,感觉跟读者远离了。直到2014年以后,随着年纪增大,下田野的时间少了,在书斋里的时间多了,才重新把小说拾起来。
  《俗世奇人》正是我返回文学领域后的第一本小说集,它让我找回了读者,又有了与读者心灵交流的感觉。这是我现在最美好的文学感觉。
  写作是一种精神生活,现在,我回到了这种纯粹的精神生活中。
  南风窗:20世纪80年代是你文学创作的旺盛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发力的时间。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你也曾出版过《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你怎么描述那个时期?
  冯骥才: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为作家们抒发时代感慨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与积极的鼓励机制。我们迎来了尊重文学、鼓励创作的黄金时代。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四世同堂”的景象:“五四”时期作家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曹禺等尚健在;革命作家丁玲、臧克家等作家也都在;王蒙、李国文、张贤亮等“右派作家”当时并不老;再有便是我们一批80年代冒出来的作家。经历各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作家汇聚一堂,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昂首创作新篇,促使文坛重焕生命力,一时间出现了各种优秀作品、风格、流派,甚至文学思潮,极大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那真是一个让人感动的、让人怀念的时代。人们有共同的目标—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在宏大的理想面前,人们有了情感,有了追求,有了向往,需要文学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理解生活、表达对生活的愿望。
  我一直都承认,我有80年代情结。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反常的时代;一个百感交集的时代,也是一个心怀渴望的时代;一个涌向物质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纯精神和思考的时代;一个干预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应该说,这是每个人都能创造无限可能的时代。中国的文艺事业大厦也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交融之中不断增高的。
  一方面当时的文学及作家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创作的作品跟整个时代的精神需求是完全一致的,是富有激情的。作家走在时代的前面,而且作家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做“人民的代言人”,这个口号也成为我们那一代作家的天生使命。那时候的作家是有思想的,他们敢于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生活的认识和发现讲出来,所以人们要通过看这些作品来认识生活,是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帮助国家打开大门,改革开放也给中国文学打开了大门。
  那时有美国朋友问我,到中国来应该做什么准备?我说你找两本中国的小说看吧。因为小说是高于生活的,小说不仅要表现生活本身,还要表现人们对生活的一些想法。
  南风窗:回头去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当时的小说都是跟生活很密切的。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小说有些游离在生活之外。
  冯骥才:有人说那个时代的文学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对政治和社会介入很多,其实不是文学介入社会和政治太多,而是政治介入社会和生活太多。
  当时是“文革”结束不久,“文革”时不是人们自己的生活要介入政治,是政治要强加到你的生活里来。我们再回想一下,二战以后的文学,当时的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苏联文学,也是充满了政治,充满了社会。文学不能躲在这些东西之外。
  我们现在的文学的问题是躲在生活之外了,不敢接触生活的矛盾了,或者是不关心普通人的疾苦了。
  当下不能说没有好的作品。我们关切大众疾苦的作品恐怕不多,关于个人一己的世界里的东西太多。我们的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变了,过去一个作品出来的时候,作家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信就少了,因为文学跟社会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了,人们表达自己意愿的途径也多了。
  到了21世纪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仍然可以收到很多的信,这些信都不一样,有关于城市拆迁的,有关于历史建筑被破坏的,有民间艺人反映村落问题的。收到这些信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关切这个社会的时候,社会也一定会有回应。
  这种美好的感觉并非仅我个人拥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作家们拥有共同的文化理想与家国情怀。人们将个人的写作追求与更高层次的国家理想紧紧相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风骨。可以说,对人民负有责任、对社会负有使命是改革开放后一代作家的自觉追求。
 
  文化遗产上不会有“冯骥才”这个名字
  南风窗:20世纪90年代,你开始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至今持续了20多年,从自己生活的城市天津扩大到了全国,而那时正值你写作旺盛期,它的缘由是什么?
  冯骥才:20世纪80年代时代需要文学的精神引导,我参与了文学。90年代社会大规模现代化,文化传统载体受到冲击、遭遇困难,我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家国情怀于我是一种响应时代号召的责任。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从90年代至今,中国拥有了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村落遗产三大保护体系,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得到全面和完整的保护。这是中国在文化建设上迈出的重大一步。
  更具体的故事从1994年开始。那时,我对古城、对社会历史和文化进行抢救工作,有人形容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偏道。
  9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开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这对原有的历史建筑是很大的破坏,完全从经济出发,就把很多历史遗存全部推平,这对我的冲击很大。
  到了1994年,我的家乡天津据说要铲平一个600年的老城,对于那个老城太了解了,我的作品《神鞭》《三寸金莲》都是写那个老城。所以我当时就组织了各方面的学者,对那个老城进行调查,进行最后的存录。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很强的文化保护情结。文化遗产是公共遗产,抢救下来,上边是没有冯骥才名字的。但是它是一个公共文化,是民族文化,我们应该把它保护下来,总得有人去做。任何城市最早形成的那条街,就像一个生命的动脉开始形成一样,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历史恩惠,不能随意破坏。
  南风窗:其中有什么特殊的机缘吗?
  冯骥才:对城市文化的关注和保护,以及后来将这场保护行动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天津扩大到全国,跟我的巴黎之行关系很大。
  我2000年左右到巴黎发现,无论是雨果还是梅里美,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作家,但是他们对巴黎的城市保护,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60年法国的文化部部长马尔罗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同时也是个作家。
  他当了文化部长以后,要求全法国对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大到教堂,小到调咖啡的羹匙,如果有历史价值,全部要登记。这个繁琐的、规模浩大的事情做完以后,法国确定了文化遗产日。这时候,法国人有一句话:美国是军事、经济的超级大国,法国是文化超级大国。这句话鼓舞了法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保护遗产的本身,更重要的是保护遗产里面的精神,它们的美,它们的民族个性,它们的气质,更重要的是保护文明的因子。
 
  文化自觉需要过程
  南风窗:这些年来在民间进行的文化保护工作,你怎么看文化自觉?
  冯骥才:任何历史文化自觉,到人们真正明白过来的时候,都需要经过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好在这个阶段。文化是从原有的生活文化转化为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后来就变成了文物,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人们不是马上都能够觉悟的,但是并不能影响我们应该做什么,看准的事情还是要做下去。我们的工作是唤起老百姓热爱自己的文化。
  文化的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反过来讲,如果人类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杂乱无序、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蛮。
  文化自觉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应当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关键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与实现。比如2011年以来,国家一直有政策在扶持村落保护。后来习近平总书记也讲了,城镇化绝对不能大拆大建,城镇化要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要记得住乡愁。
  而这些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
  我们现在常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并提,这十分必要。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各自的内涵。文化自觉是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觉地承担;文化自信的关键是确实懂得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否则自信由何而来?
  我们的文化出现了困难,它们得了病,它们在向我们呼救,我不能“见死不救”。如果说保护“非遗”是在保护传统文化的花朵和果实,现在保护古村落则是在守护传统文化之根。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先觉者、先倡者、先行者。不仅有知,而且要行。我们的大脑应该是一个有“足”的大脑。我的人在书斋里,心还在大地上。当保护国家文明的问题压在我们身上时,即使我们不一定能够全部解决,但是必须锲而不舍地为之奔走,为之呼告。
  呼吁并不意味着解决,但是不呼吁造成的问题更大。我们是较早觉醒的一批人,意味着要经受更多的痛苦和忧患,但是我们必须承担这些东西。这条路走得很艰难,但必须去走,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责任。
  只有社会机器的所有部件都有文明的含金量,理想的文明社会才会出现。这是每一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先觉和文化自觉。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属于我们的后人。我们要用现代文明善待历史文明,把本色的中华文明留给子孙。
  南风窗:很多时候,你似乎愿意强调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作用。
  冯骥才:商人成就看盈利,官员考核看政绩,知识分子最大的考量标准就是文化本身。如果我们不去守护文化,谁来做这件事?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人最有力量的是背上的脊梁,知识分子是脊梁中间那块骨头。
  知识分子看得见社会有哪些事情需要承担。需要承担的事情与功利无关,但是所承担的事情绝不是小事。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文化的终身志愿者,这种承担是一辈子的使命。
  也所以,知识分子不能只在书斋,应该下田野,我希望自己就是一个行动的知识分子,因为行动才真的能够产生力量,才能够对这个社会造成改变。关注村落、保护文化,这是一辈子的事,是自己对自己文化的一个承诺,是内心里的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和20世纪90年代的我不一样了,我已经76岁了。今年我去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上山坡时感觉膝盖吃力。但是少数民族的“非遗”不能缺少我们的帮助。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一旦文化没有了,民族也就没有了。我们很多少数民族,现在处在濒危消失的阶段。
  我常常羡慕那种单纯的作家或画家,活得简明纯粹,用一生力气挖一口深井。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文学、文化保护、绘画、教育”几个领域里往返穿梭。因为我偏偏不肯那样活着,否则我不再是我。文化保护方面,至今我还有两个职务没有卸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和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
很多工作,我都不舍得放手。我对自己依然充满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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